2023年9月，“开学后一个月，儿童精神科爆满”的文章冲上各大平台热搜，在23年底，北京的人大代表们也纷纷给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现象提出了许多建议。尽管疫情已经结束，但疫情带来的影响正在不断浮出水面，因情绪障碍前往医院就诊的孩子有所增加，学业压力、人际交往问题是孩子们主诉的压力来源，也是抑郁的诱发因素。

抑郁症的发病有内因和外因，内因是一个人的生物学基础，和TA的遗传、生理结构等有关，有些人天生就比其他人更容易抑郁发病、或者更不容易发病；外因则与长期的应激性压力有关。疫情后儿童青少年抑郁增长的原因没有定论，但去精神科门诊的孩子们大多反映与学习压力、人际关系有关。

怎么缓解青少年抑郁率增长？怎么帮助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摆脱抑郁？目前有两种主流的方向，一种以预防为主，提前筛查、诊断，在抑郁症状尚未严重前进行干预；另一种则是在严重抑郁发作后，采用医疗手段和咨询方式帮助孩子调整心理和情绪，这两种方式虽然有效和主流，但仍存在无法估计的地方。

首先是，学校心理教师没有医学背景，无法做到抑郁症的早期筛查诊断，单纯的心理学不能及早识别和干预孩子的抑郁症。很多人将心理学和精神医学混淆，实质上心理学不能对疾病进行诊断和干预，抑郁症作为一种疾病，它的诊断和治疗要遵循医学原则，只有医生才能开具处方进行临床干预，心理教师是不可以的。

想迅速遏制发病率，及时发现和治疗抑郁症患儿，需要以医学主导，心理学为辅；想长期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要让心理学主导，医学为辅。

校园的心理干预，应当是心理学和医学联动的体系，如果医院仅作为被动接受者，不能及早干预治疗，青少年抑郁发病时将得不到很好的遏制。心理教师则作为接触孩子的首道防线，只有让他们知道抑郁症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遇到类似的孩子，才可以及时推荐到医疗机构明确诊断，帮助孩子消除病耻感。

而医疗手段与咨询方式的局限在于，它们确实能帮助青少年调整情绪、走出心理困境，但对于一些症状情况非常严重的孩子来说，想要让他们回到正常状态，仅仅依靠医疗是不够的，而咨询又讲究不强制的原则，咨询师不会主动去关心青少年的心理状况，倘若孩子私自停药，拒绝去做咨询或拒绝和咨询师讲话，那不仅问题没有解决，还会浪费许多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只调整心理状态、情绪状态也是不够的，孩子出现抑郁后，他的学习、人际交往、生活作息这些都会受到相应的影响，甚至要被迫按下暂停，当孩子从抑郁障碍中恢复后，如果其他的方面仍然处于原先的水平，和他的心理状况不匹配，仍然会有抑郁问题再次复发的风险，依然会有上不了学的可能。

对家长来说，增加对抑郁障碍的了解，消除病耻感非常重要。我们发现，孩子发病后能及时送到医院的，只有极少一部分非常开明的家长，大部分从发病到就诊之间有很大延迟，而拖得越久，治疗难度就越大。一些家长有很强烈的病耻感，孩子在门诊确诊抑郁后，很多孩子不觉得如何，父母表情很沉重；有时医生与孩子沟通，父母在场时孩子不愿意说，父母出去后就愿意说了，这说明孩子感到父母对病情非常忧心，或者父母并不接纳自己的疾病。一些家长弄不清楚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区别，孩子有问题了，他们倾向于先送到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机构。让孩子走进“精神病医院”，是家长非常抵触的一件事。另一些家长有一种奇怪的心理，好像疾病不是发生的，而是由医生“发配”的，只要不看医生，就可以当作没有疾病。有的家长去看医生不是为了给孩子治病，而是希望“求一个心安”，如果专家都说你没病，你就要好好学习，不要瞎想。

父母是孩子非常重要的心理支持系统，父母对疾病开明，孩子就越开明，不会感到特别大的压力，反之亦然。影响孩子抑郁症预后的因素中，父母对疾病的接受程度有很大影响，父母抵触这个病，孩子的治疗效果会受到很大影响。当孩子抑郁情绪出现，或者抑郁确诊之后，家长要重视这个问题，寻找专业人士的帮助，依靠专业的手段和诊断，给孩子提供真正合适的调整方法。